四、执政党文件帮助查明制宪意图及条文含义 历来，制宪者的意图是宪法解释过程中的首要遵循。
二、反尊严论与基因编辑 以侵犯人性尊严为名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基因编辑，这是目前比较主流，也是颇具政治正确的立场。根据学者的研究，尊严这个概念最早源自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Giovanni Picodella Mirandola，其演讲《论人的尊严（De dignitate hominis）》最早对尊严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尊严作为绝对价值最典型地体现在人权公约对人性尊严的定位上。比如一方面，这一关于胚胎之位格的定位挑战了像德沃金这样的自由派学者的观点，因为他更为强调具有完全理性和道德意识的人的自主性，认为应该优先保护其人性尊严，并没有从作为位格人和生物人相同一的胚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比如拉兹认为，个人自主性理想背后的支配性理念是人们应当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自主的人是其自己生活的作者，通过自己的决定能够控制并塑造自己的命运。于是在康德之后，尊严这个概念越来越与人所具有的特殊尊贵性相连。作者：朱 振，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教授。
因此，本文的基本立场首先是承认胚胎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位格，但反对以此为根据而持有一种保守的观点，即认为对人类胚胎进行的任何操作都是不被允许的。我们讨论的正是这种技术运用所特有的一个伦理与法律困境，即它是否真的违背人性尊严。进入专题： 检察权 人民主权 人民代理人 。
如果坚持宪法授权说，宪法的权力来自何处？如果坚持主权者（国家）授权说，主权从何而来？如果坚持人大授权说，人大的权力源头在哪里？对人大二次授权说的质疑与之同理。再次，监督对象各有所重。法律监督主要是检察机关通过诉讼方式参与对相关机关执行国家法律情况的监督，监察监督是监察委员会通过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公职人员留置以予调查进行监督。美国法学家说道: 法律解释须援引规范同一主题的宪法和制定法条款。
在形式主义看来，只有文本文字才构成法律，文字以外的资料不属于法律，应严格禁止援用。检察机关并不享有针对行政权的一般监督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责，宪法第3条、第67条、第92条、第128条、[35]第133条就是人大监督的规范依据。
法律监督是合法性监督，人大监督是工作监督。以公诉权替代检察权的显明含义是强加了一个宪法所没有载明的目的，无论是明示还是默示，宪法的哪一处都找不到这一目的。法律利益通常指私人享有的利益，不包括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作为人民的代理人，检察权不仅追诉犯罪，也致力于人权保护，还维护公共利益。
And one upon which the courts may embark only under the pressures of necessity ,to avoid a plain absurdity or contradiction with very great caution。这意味着既不能将检察权局限于刑事诉讼，亦无法从检察权中分解出一般监督权。[36]2018年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增修条文第67条第(六)规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有权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首先，我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宪法监督的对象包括法律。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一般监督权不仅没有以我国宪法对检察权的定位为依据作出分析，而且混淆了法律监督和监察监督的差异，甚至导致个别检察官和学者因《国家监察法》的制定一度顾影自怜，似乎失去了对公职人员职务违法犯罪的管辖权就无所事事。[36]第133 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前述立论均未触及检察权力正当性之根本。就人大授权说而言，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同样须求助于人民，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由人民选举组成。
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其依据有二：一是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16]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检察权是独立于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的一种权力，无论将其视为行政权、司法权、准司法权还是公诉权都属于自我降格。监察监督是纠官之举，通过考察公职人员遵守党规国法的情况，纠举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检验其对执政党和宪法的忠诚程度，确定是否具有任职能力与资格。除宪法外，《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监督法》作出了具体规定。1994年，法国宪法名宿路易.法沃热指出：法国还不习惯于以宪法的角度考虑司法的组织或运转原则。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充分，可以退回监察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补充侦查，还可以在报上级检察机关同意后决定不予起诉。
卢埃林.戴维斯说道: 普通法的一个显著规则是，在解释书面文件时，必需严格地排除所有外来的证据，他们坚持文件的含义只能从文件所使用的语词里面确定。字面规则（literal rule） 要求： 如果某一法令的语言是清晰的，法院必须服从它，即使结果明显荒谬。
检察权性质的认定还可以检察官发生史作为佐证。(四) 混淆法律监督与宪法监督 一般监督权理论还混淆了法律监督与宪法监督的区别。
[15] 转引自[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 年，第 75 页。[17] 在封建时期的法国，检察官不仅代表国王，还类似告密者。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该条既可作为检察权国家授权说或主权者授权说的依据，亦可作为人民授权说强有力的规范补充。或许有人认为，《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条是对前述观点的否定，实则不然。依循文本文字阐明宪法和法律含义是人民主权的解释学映射，凸显宪法和法律人民授权之属性，因为宪法和法律是人民制定的
宪法直接效力说意味着宪法序言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国家的主人等基本政治事实是不容置疑的，既属于事实性规范，也是拘束性规范。由于党的决议是制宪和修宪的依据，宪法文本的许多措辞与执政党文件表述完全一致，这些宪法条款就须依据党的文件确立。
[27]例如，宪法中人民一词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抗日战争时期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制宪目的是确保民主参与政权。
2004年修宪，三个代表入宪，宪法增修条文规定保护私人财产权和人权，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以及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19] 习近平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些法官多次注意宪法序言中筹设国防这样的大字即宏大叙述，因为宪法在根本上是政府大宪章。形式宪法仅仅关注国家机关制定、批准、效力等程序要件，实质宪法将形式要件和事实要件结合起来，赋予事实以宪法价值。例如，序言第五自然段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宣示，与总纲第二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具有同样的规范内涵，并作为宪法原则与第二条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宪法是人民制定的，经由特殊程序，对全国人民有效。
[35]这在宪法理论上属于常识，中外皆然。他认为，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外在形式，法大于国、法大于权、权大于法等认识是片面的。
参见[美] Jack M.Balkin,Reva B.Siegel:Introduction—The Constitution in 2020, ,Edited by Jack M.Balkin,Reva B.Siegel: The Constitution in 2020,Oxford Press,2009。翌年，1993年修宪通过9个修正案，宪法序言增加规定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内容，这些是依据十四大报告确定的。
党为了实现领导，就要根据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制定各项重大的方针政策。如此，体现中国共产党意志的文件具有宪法含义，表明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是在宪法解释过程中必须依循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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